任继愈
采访手记：
在秘书的办公室稍坐，便见一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来，他摘下帽子，极有
分寸地礼貌微笑，透着不怒自威的庄严，这就是任先生。
任先生是忙的，整个采访过程中，他三次起身，到里间接电话；
任先生也是庄重的，西装笔挺，每次重新坐下时，都要一整衣冠；
任先生还是严谨的，美编一架上摄像机，他马上正对了镜头端坐，采访中，他时时注意采访机的位置；
任先生更是谨慎的，他惠赠我书，我自然请他签名，他问清楚我的名字，写上了，却坚持不签自己的名字；
但任先生偶尔也能流露出，他是性情的，说到军阀韩复榘的笑话、说到研究生培养的黑色幽默、炫耀自己的医术时，他兀自嘿嘿地，边说边笑，自逗自乐。
青少年时期埋下哲学的种子
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，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，只是比较动荡，部队总在转战，家属得跟着军队走，所以我的小学换了很多，直到九岁在济南“省立第一模范小学”读书，以后才稳定下来。受的教育就比较杂，总的来说是中西合璧――既读《龙文鞭影》等蒙书和四书，学写文言文，也学科学、音乐和体育。经过小学教育后，读古文基本上没有问题了。
我印象最深的是，老师在课上传授一些性知识，比如结婚以后要有所节制，要保养身体。这些我们当时似懂非懂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的教育观念还是很先进的。除了上学，我额外读的书好像不多，倒是玩得比较多。我的成绩一直中等偏上，不是最好的。我强调不是最好有这样一层意思，现在很多成功的人，把功劳都记到自己头上，好像完全是自己刻苦努力出来的，其实自学成才也需要环境，机会也有关系，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所以把自己看得太高，这是不对的。
我读的高中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，这个学校只办了四年就关了，却是非常好的学校。教师很好，很多都是北大毕业的，其中一个教“党义课”的老师鲁涤平，把课堂当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，上课喜欢用“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”开头，专门攻击“三民主义”。
通过他们，我知道了引领思想界的那些大家：梁启超、胡适、鲁迅，并且开始读他们的书。那几年我读了很多课外书，有的是老师指定的课外阅读资料，有的是自己找到的。我现在深深体会到，读书初期，老师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。世界上的书太多了，完全凭兴趣读怎么读得过来?好老师能把你引向好书。我对哲学史感兴趣，就是因为国文老师提到了学术界关于老子生活年代的争论，我就搜索不同学者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，很有收获。
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的哲学系。高中毕业后就顺利考取了。北大哲学系是我的最高理想。我从小就喜欢刨根问底，很自然地就喜欢哲学，哲学就是要追问个为什么，思考根本性的大问题，比如，人活着干什么?为了找工作混口饭吃?为了成个家?这样的目的太小了，我觉得不够。
学哲学不好找工作，当时我倒没有想这么多，充满浪漫主义空想。喜欢就喜欢，不多想别的。年轻人还是需要些浪漫主义，太实际了、急功近利不好。不过作哲学真的不容易，当时一同入学的十几个人，最后坚持下来、终身做哲学的只有三个，一个留学美国，一个在人大，都去世了，就剩下我一个。胡绳跟我同一年考上了北大，他不喜欢唯心论，不喜欢西方哲学，上了一年就参加革命去了。他中学底子打得好，是苏州中学毕业的。以前的中学了不得，叶圣陶、鲁迅都教过中学的。高中生出来，就有相当功底。跟现在是两回事。
到北大以后，我读书就比较专了。我刚考进去时，北大还在沙滩。图书馆设在一个叫宋公府的四合院里，馆里藏书很多，书的质量也很高。《四部丛刊》、《诸子集成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二十六史》、《册府元龟》这些工具书和丛书不用说，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永乐大典》也有。当时的馆长是毛子水，他留学虽然是学科学的，却精通文史，对古籍鉴定非常精通，买进了很多善本古籍。
图书馆是全天候全方面完全开放的，任何人都可以进任何一个阅览室随便看书，不一定要是北大的学生。只有进书库才需要借书证或学生证。无论中外文阅览室都是开架的，书架旁边就是桌椅，看书很方便。我有时候去看一整天的书，中午出去吃饭，书和包就摊在桌上，回来再接着看。那时候的经历让我形成了一个观念：图书馆里的书，不是为了收藏的，是为了给人看的。收得很好，不让人看，要书做什么?
北大图书馆的环境也不错，四合院里有很多古树，幽深肃静，非常适合读书。但冬天馆里很冷，简直坐不住。
那时候我看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，既是我的专业，也是自己爱好所在。读书的时候会感觉生命非常充实。我还喜欢进书库去看书，不一定有太明确的目标，碰到什么书都翻一翻，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。发现重要或感兴趣的问题，再通过图书索引卡片去找相关的书，借出来集中地看。这样能做到在驳杂的基础上精专。
北大整个读书期间一直受日本干扰。上着课就有挂太阳旗的飞机在半空转，声音很大，老师就停一下，等噪音过去了再接着讲。抗日的情绪就是这样被日本培养出来的。我们从中学开始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，就是日本占领了中国，我们一定要报仇。
到了大三，打起来了，七七事变，北京被占领。我们当时放假在家里，报上广告说北大、清华和南开联合南迁，连名字都没取，就叫“临时大学”，要学生开学时到长沙去报到，我就从山东直接去长沙。10月才开学，人到不齐。不过当时黄河以南的社会还不乱。
时事动荡中的第一次学术转型：从西哲到中哲
半年后南京失守，长沙也不能呆了，我们转移到云南蒙自县。
当时的转移路线有三条：一是从长沙到香港，转渡轮到越南河内，再到昆明。二是由国内公路到广西桂林，再转昆明。冯友兰走的就是这一条线。坐船比坐火车便宜点，也适合身体不好的女生。第三是从湖南步行到昆明，叫“湘黔滇旅行团”，一共两百多人，包括老师闻一多、生物学家李济同，还有学校几个医生，都是男的。先报名，体检，合格的打疟疾、伤寒预防针，写志愿书，这才出发。当时路上要过深山老林，山里有瘴气，其实就是疟疾。一路是很艰险的。
我们走了差不多两个月，很艰难。湘西土匪很多，不过他们对读书人还好，比较客气。贵州有的县里还发公告，说北京的学生来了，市场上不准高抬物价。我们看了都很感动。中国的传统，对读书人还是很尊重的。
这三千多里路对我影响非常大。之前我没真正接触过中国的底层农民，现在我们住在农民家，旁边就是猪圈，睡觉铺稻草，对农民的生活简直太熟悉了，中国农民怎么生活，想的是什么，我慢慢都知道了。我强烈感到中国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。我们的国民性就是无怨无悔、牺牲了一切为了这个民族。这种精神让我很震动，我就想，为什么会这样呢?他们又不识字，应该有一个文化的传承才对，我对这个产生了兴趣，觉得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很值得深入研究，就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了。
西南联大生活很苦，做学问有一定困难。从湖南迁云南，可以说是颠沛流离，一路上很多东西都丢了，书也一样。三个学校的图书馆都不同程度地被毁。清华还抢救了一部分书运到云南，北大完全没有，被一把火烧光了，不过当时滇黔铁路是通的，国外的书和杂志都能看到，普通的书也能买到。昆明在当时是个国际大都市。有好书大家也抄。另外，我们这一辈人小时候都要背书，脑子里记了很多东西。所以做学问还行。当时很多老师的著述都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完成的，他们的功底很深。
我们那时的学习，主要不是靠读书。师生住在一起，朝夕相处，我们听老师们讨论学术问题，办学术讲座，这就是最好的学习。
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，然后毕业留校。北大有文理法三个学院，我属文学院，主要做中国哲学史研究。学校规定刚研究生毕业的年轻教师只能教选修课，必修课――比如“哲学概论”――是打基础的课，必须要老教授讲，和现在大学里的情况正好相反。我开了宋明理学(朱子学)和佛教课。为了上课，我非常积极地准备，因为选修课如果没人选，老师很没面子的。
当时联大的同学分三大块，一是搞革命工作，用学生的身份做掩护，他们经常转系，多方开展工作，比如王汉斌、彭佩云。我是他们的老师，汪子嵩、张世英都听过我的课，汪子嵩好像是地下党员。另一派是国民党三青团的，党部挂着牌子公开活动，这是一左一右。绝大部分则是中间派，有正义感，不愿当亡国奴，也参加活动和游行，比如打倒孔祥熙、“一二・一”，在重庆游行不起来，在云南就可以。游行的时候我也参加，朱光亚、邓稼先都是这一派，运动来了就参加，运动完了再回去学习。
在抗日方面，老师也有共同语言，左的是吴晗、闻一多，右的是冯友兰，但抗日爱国的情怀都是一致的。冯友兰是国民党员，但是没为国民党做过什么事，这是肯定的。他入党是因为当时有规定，系主任必须是党员，才能申请到护照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我们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就不是国民党员，不过他后来也没参加共产党。
“抗日”的口号和愿望符合多数人的要求，这一点非常得民心，当时大家形成共识，我们一定会胜利，有演讲会、歌咏队、话剧团、学术报告、时事报告、诗朗诵，文化活动很活跃，听不过来。绝对没有亡国的悲观论。
政治形势下的第二次学术转型：从哲学到宗教
上世纪50年代全国只有北大一家哲学系。集中了全国28个哲学教授，力量很强的，一门“中国哲学史”课程，四个人讲，冯友兰讲第一段，先秦，我教第二段，魏晋，因为有佛教嘛，张岱年讲第三段，宋明理学，石峻是第四段，近代部分。阵容很完整的，后来再没有这样上过课了。
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并不是为了学术，主要是为了思想改造，是搞运动。当时我很真诚地参加，觉得自己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够，对马克思著作研究不多，需要补补课。当时对哲学也有成见，认为以前的哲学都是唯心论，是不对的。要思想改造，大家都突击俄文，我也突击过，学马恩全集，还买了苏联版的列宁全集读。
1959年，毛泽东找我谈过一次话。后来1963年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，为此要成立十四个研究所。毛泽东看了报告，批示加个“宗教所”，点名由我筹建。再后来，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。我们就去了干校。
当时是真诚的，也听到有些老干部说是上层的斗争，可我也不懂，后来才慢慢清楚了。当时在乡下不准看书，也没别的事可做，我就学针灸，看《黄帝内经》，治打摆子，扎针两小时后，白血球会增加。我下放在信阳的罗山，农村很苦，缺医少药，我很受欢迎，别人都不知道我是来干校改造的，都说我是北京来的老中医。
毛泽东没出国看看，出去过就会好得多。他和农民的缘分很深，所以蒋斗不过他。可他成功在这里，局限也在这里，搞社会主义建设了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，那时说我们“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”，是很骄傲的，其实要有债才好。这就是思想意识的限制。
1972年，我回来了。因为毛主席说要学点哲学史，但没有教科书，于是就把我调回来编，我说还需要几个人，就把汝信和李泽厚捞出来了，当时有杨荣国写的中国思想史，以儒法斗争为主线，江青很欣赏，我们没有这么做，还是从哲学史来讲哲学史，所以不受欢迎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又不想当官，做教授怕什么。
研究生培养问题
我觉得，中华民族并不把血统看得很重，我们重文化。文化这个东西和政治不一样，政治可以切断，从1949年开始，就是不一样的。但文化不是这样，是切不断的。就是砸了孔庙也没用。
我很重视教育问题，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。现在到处宣传上车要排队、不随地吐痰，这些都是常识，是幼儿园就要教的。现在还要来教大人。你看“二战”后，日本那么困难，可他们就坚持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不降低，他们注重发展教育，重新发展起来就比较快。日本那么小，没有什么自然资源，他们就搞智力资源开发。德国也是，决不放松教育。我们国家的发展，不能只看经济进步，那是二三十年就可以做的事情，只看这个太近视了。
我们现在的教育，有一点很不好，就是一定要找个标准答案。这不利于百家争鸣。小学老师问，月亮像什么?小学生说，像船、像香蕉，多好的回答。可标准答案是像船，回答香蕉就不对。可见有了标准答案就会禁锢思想。另外，我觉得我们颁奖，总是奖给成功的人和事，还不够，要设立“失败奖”。这么说不好听，那就设立“经验奖”，打败仗的经验很重要啊，鼓励大家不怕失败，有意义的失败，以后就通向成功了。
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方法很成问题，我们读书的时候，不要求发表文章，也不要求听课，就是读书，导师根据学生情况开单子，学生看，过一段时间有一次谈话，我的副导师是贺麟，也要开单子、定期谈话。这样的局限是量不能大，不像现在，老师一带十来个，人都认不过来。现在只说发文章，文章质量怎么样，是不是抄的都不管。现在研究生教育的办法不行，我那时候的办法也不行。
我现在不看研究生论文了，给别人不及格也不好，干脆不答应，就说我忙不过来，你找别人看吧。现在招学生的时候就想着要他毕业，有一次答辩，外校一个老师问了几个问题，学生都答不上来，结果导师急了，说：“你是考他还是考我啊?”就让学生过了。
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们图书馆有“博士生文库”，收的论文质量逐渐滑坡，这是个危险的信号，文科不行，整个人和民族的精神面貌都受影响，这些问题我很忧虑。
老骥伏枥，壮心不已
我的社会兼职很多，是很多书的主编，这一点我很无奈，很苦恼。我给自己规定几条：不过生日，不出全集，不参加宴会。过生日最没意思了，坐在那里不动，大家都说重复的话，说了好多年的那些话。在外面吃饭也没意思，吃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消化。现在精力也不够了，以前熬一夜能写个万把字的文章，现在早上不超过五点就起来工作，没有电话打扰，人也清醒，午饭后就差一点。还有一个眼睛看不见，笔都插不进钢笔帽。用一只眼还很累，不能休息。
我现在手头有两项任务，一是主编《中华大典》，七亿多字，我每周来国家图书馆两次，就是为这个。还有《大藏经》，已经完成了一亿多字，现在编的续集，两亿多字。我还想搞点自己的事情，写个简单的“中国哲学史”，再做点无神论方面的工作。我总的一个原则是知识来自社会，要回报社会，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这样一个总的目的。
（摘自《山河判断笔尖头》，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，定价:29.00元）
 |
